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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峤是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6:55:23 阅读: 来源:模具钢厂家

温峤是谁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

在东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,出现了一位风云人物——温峤。他没有“历相四君”、号称“仲父”的王导那么高的声望,也没有“威静荆塞”、“功宣一匡”的陶侃那样大的威名,可是,他自始至终地拥戴东晋皇室,借以维护江南地区的统一,处处以大局为重,机智勇敢地与分裂势力作坚决的斗争,这些,却是王导与陶侃远远比不上的。

温峤画像

温峤(288—329年),字太真,太原祁县人。西晋末年,天下大乱,匈奴族刘聪、羯族石勒等率兵横行中原,北方士族纷纷南迁避难,只有平北大将军刘琨死守并州一隅,与刘聪、石勒苦苦相持。刘琨对温峤十分器重,将他请来并州,任为参军。温峤经常率军为前锋,讨伐刘、石,屡立战功。当时并州土地荒凉,城池残破,外有强敌环伺,内则寇盗蜂起,形势十分险恶。二十几岁的温峤,成了刘琨倚凭的得力助手。

公元316年,匈奴兵破长安,掳晋愍帝,西晋灭亡。温峤奉刘琨之命,渡江南下,劝镇守建康(今南京市)的琅琊王司马睿称帝,以系民心。温峤慷慨陈词,深得司马睿与王导、庾亮等朝士的器重。不久,司马睿称帝,是为东晋元帝。

温峤完成使命后,多次要求回并州复命,都被东晋君臣留住。不久,即传来了刘琨遇害的噩耗。温峤悲愤异常,上书元帝,要求褒奖刘琨,以慰海内之望。元帝总算答应了他的要求。温峤也就一直留在江南。

永昌元年(322年),拥强兵、居武昌上游的大将军王敦以诛杀奸臣为名,率军直扑建康。此时,战功卓著的大将陶侃被远迁至广州,王敦的族弟、前锋大都督王导首鼠两端,大将周札、刘隗等或开门迎敌,或大败而逃。王敦很快便攻陷了都城建康,晋元帝实际上成了俘虏。

城破之前,元帝之子、年方二十三岁的太子司马绍气愤难忍,欲驾车出城,率少数士兵与叛军拼命。这时,身为太子中庶子的温峤急忙死死地拉住马络头,苦苦劝谏道:“殿下国之储副,奈何以身轻天下!”司马绍不听,温峤情急,抽剑砍断马肚子上的皮带,这才劝住了他。

王敦攻下建康后,一时尚不敢取代司马氏称帝。司马绍“神武明略,朝野之所钦信”,素来为王敦所忌惮。于是王敦大会百官,欲诬以“不孝”的罪名,将他废了,声色俱厉地问温峤:“皇太子有什么德称,而居此大位?”温峤丝毫不为王敦的淫威所屈,从容答道:“太子既有钩深致远之才,又有事亲尽孝之礼,可谓贤孝双全了。”百官都认为确实如此,王敦的阴谋才没有得逞。

王敦在建康纵兵抢劫,诛戮朝臣,“改易百官及军镇,转徙黜免者以百数”,随心所欲,无所不为。不久,退还老巢武昌,但仍然是大权在握,遥制朝政。晋元帝于这一年忧愤而死,司马绍继位,这就是东晋历史上最有作为的晋明帝。明帝拜温峤为中书令,机密大事都与他商决。这又引起了王敦的忌惮,于是表请温峤担任自己的左司马,目的是要把他捏在自己的手心里。明帝无力阻挡,温峤只得离开了建康。

温峤一到武昌,就对王敦讲起帝舜服事唐尧、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,暗中希望他能幡然悔悟,效忠晋室。岂知王敦志在夺取皇位,哪里听得进半句!于是温峤便装出恭敬的样子,勤勤恳恳地为王敦办理公务,并不时出谋划策,投其所好。王敦也逐渐对他有了好感。钱凤是王敦最宠信的心腹谋士,温峤又百般结好钱凤,经常为他吹嘘,说他“满腹韬略”。温峤素有知人的美名,得到他的称赞,钱凤自然十分高兴,也就深深地结好温峤。不久,丹阳(今南京市南)尹空缺,温峤便对王敦说:“丹阳是京师的咽喉,最好由明公选良才担任;如果由朝廷任命,只怕不合明公的心意。”王敦一听有理,就问:“你看谁去合适?”温峤明知王敦离不开钱凤,却故意说:“我认为没有比钱凤更合适的了。”钱凤一听,也赶紧推荐温峤。这一来,正中温峤的下怀——他的目的就是借机离开王敦,好替朝廷效力。表面上却百般推辞,说自己能力差,不足当此重任。王敦哪里肯依,任命温峤为丹阳尹,并要他暗中观察朝廷的虚实,随时向自己报告。

温峤担心自己一走,钱凤就进谗言,致使王敦改变主意,追回自己。于是心生一计,在王敦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上,温峤起身行酒,到了钱凤面前时,钱凤还没有来得及饮,温峤便装出喝醉的样子,用手板将钱凤的帽子击落于地,严厉地说:“钱凤算什么东西?我温太真敬的酒竟敢不饮么!”弄得钱凤十分狼狈。王敦以为温峤真的醉了,连忙将两人劝开。第二天,温峤临出发前,与王敦话别,又是鼻涕又是眼泪,好不伤心。几次出了阁门又返身回来,显出和王敦难舍难分的样子,最后才上了路。果然,温峤刚走,钱凤就对王敦说:“温峤向来和朝廷关系密切,又与朝臣庾亮等人交往很深,只怕不可轻信。”王敦不满地说:“太真昨天喝醉了酒,稍微得罪了你,你怎能因为这个原因就来说他的坏话!”钱凤无言对答。温峤终于机智而巧妙地脱离了虎口。

温峤一到建康,立即把王敦的叛逆活动全部报告了晋明帝,劝晋明帝早作准备,又和庾亮等人共同商量讨伐王敦的计划。王敦知道后,咬牙切齿地说:“我竟然中了温峤这小子的圈套!”并扬言:待活捉温峤后,要亲手将他的舌头拔出来。

可是,迟了!晋明帝决意讨伐王敦,部署已定,于太宁二年(324年)下诏历数王敦的罪恶。王敦勃然大怒,再次起兵进攻建康。然而,此时他已重病在身,只得命其兄王含为元帅,与钱凤等率水陆大军五万,直扑建康南门外的秦淮河。叛军在兵力上占优势,又是拼命而来,兵锋颇锐。东晋方面统率秦淮河北岸诸军的,正是大将温峤。温峤见寡不敌众,就下令烧毁河上的浮桥。明帝正想亲自率军进攻叛军,听说浮桥被烧,以为温峤胆怯,大为恼火。温峤解释说:“眼下宿卫部队人少势弱,四方援兵未至。叛军狼奔豕突,万一危及社稷,后果不堪设想。陛下何必爱惜一座桥?”过不多久,王含、钱凤率叛军蜂拥而至,却被阻隔于秦淮河南岸,无法前进,时间一长,士气渐渐衰竭。东晋方面的援军却在苏峻、刘遐等率领下,源源不断地开赴战场。温峤看准时机,与苏峻等一起,夹水猛击叛军,大败王含。王敦接到败报,又急又怒,一命呜呼。叛军土崩瓦解,王含、钱凤都被杀死,延续二年的王敦之乱被迅速平定了。

太宁三年(325年)闰八月,晋明帝病逝,五岁的儿子司马衍继位,是为成帝。其母庾太后临朝称制,温峤与王导、庾亮等同为顾命大臣,而实权则掌握在太后之兄庾亮手中。讨平王敦之乱时,大将苏峻立有战功,此时镇守历阳(今安徽和县),拥有强兵,对庾亮的专权极为不满,“潜有异志”。镇守荆州的陶侃也对庾亮心存芥蒂。庾亮对这两人都很不放心,一面任命温峤为江州刺史,镇守武昌,以防备陶侃;一面又征召苏峻入朝为大司农,实际上是夺去他的兵权。王导等大臣认为这会促成苏峻的反叛,“举朝以为不可”,温峤也多次上疏,劝庾亮不要行此险着。庾亮不听。果然,苏峻害怕入朝被杀,就联合大将祖约,举兵叛乱。

当庾亮决意征召苏峻时,温峤就要求立即率兵入卫建康,以备不虞。庾亮却写信给他说:“我忧虑荆州(指陶侃),甚于忧虑历阳(指苏峻),足下不要越过雷池(江州境内地名)一步。”由于庾亮西忧陶侃,北忧苏峻,分散了兵力,再加上他在军事上实在是个庸才,与叛军刚一交锋,就连吃败仗。咸和三年(328年),苏峻攻破建康。庾亮狼狈逃亡到江州依靠温峤,手头已无一兵一卒。温峤并不以其败奔而冷落他,对他仍然十分尊敬,并和他一起谋划讨伐苏峻。但是单靠温峤的部队,力量远远不够。当时,兵力最强、声望最高的是陶侃,因此,能否说服陶侃共同起兵,成了胜败的关键。

温峤约陶侃共举义旗,讨伐苏峻。陶侃一恨明帝临终时,未任自己为顾命大臣;二恨庾亮修筑石头城,任命温峤镇守江州,都是为了防备自己。于是借口“我是疆场外将,不敢越局过问内事”,拒绝出兵。温峤“固请之”,并且推他为盟主,陶侃这才勉强同意了。温峤立即率领水师,沿长江顺流而下;又陈列苏峻罪状,移告四方诸镇,连兵大举。哪知行到中途,陶侃又动摇起来,打算撤兵回去。温峤再一次致书陶侃,动以利害,并以苏峻杀死其子陶瞻一事来激励他。陶侃这才重又“率所统与峤、亮同赴京师”。这一来,义军兵势大振,“旌旗七百余里,钲鼓之声震于百里”。然而,当义军乏粮、战事受到挫折时,陶侃又打起了退堂鼓。温峤苦口婆心地劝道:“当年昆阳大捷与官渡之战,刘秀与曹操能够以寡胜众,靠的就是内部团结啊。明公为什么舍弃即将胜利的大功,而作撤军西归的打算呢?国难当头,正是我们臣子效命之日。眼下的情势,犹如骑在老虎背上,怎能中途停下来呢?明公一旦单独西归,军心必然受沮,大事必然败坏,那么,义旗就会反转过来,指向明公了。”陶侃无言以对,终于留了下来。

陶侃东下之时,人们纷纷传说他要乘机杀掉庾亮,以谢天下。庾亮十分害怕。温峤深知:大敌当前,将相不和,必败无疑。于是力劝庾亮去向陶侃道歉。庾亮无奈,只得硬着头皮来到陶侃军中,向陶侃拜谢,并引咎自责。陶侃深受感动,终于尽释前嫌。三人团结一致,共赴国难。在温峤的直接指挥下,晋军终于收复建康,迅速平定了苏峻、祖约之乱。

王敦、苏峻两大叛乱集团的覆灭,为东晋王朝内部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,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。而温峤则是平定这两次叛乱的核心人物,连叛军头脑苏峻、祖约等也十分佩服他的才能。难怪《晋书》要称他为“中兴名士”、清人王夫之要在《读通鉴论》中称他“人杰”了。

温峤处处以国事为重,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。当初庾亮败投他时,带来太后诏书,说是拜温峤为骠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温峤答道:“当今之急,应当以消灭敌寇为先。功勋未立,怎能先受封赏?”固辞不受。苏峻叛乱平定后,由于温峤“忠诚著于盛世,勋义感于人神”,举朝欲留他于都城建康辅政。温峤考虑到王导资格较老,坚决将这位置让给了他。又因“京邑荒残,资用不给”,留下了大批军中物资后,自己仍然还镇于武昌。

温峤敢于指出别人的过失,也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。司马绍为太子时,曾于东宫建造阁楼,颇为劳费。温峤便上书劝谏说:朝廷草创,大敌未灭,应以兵农为先,不宜大兴土木。司马绍接受了温峤的意见,当即下令停工。在追剿王敦叛军的战斗中,大将刘遐“放兵掳掠”,温峤劝道:“天道助顺,因此叛军败亡,怎能因乱为乱呢?”刘遐深受感动,连忙谢罪。苏峻叛乱时,温峤屡说陶侃,陶侃不肯发兵,温峤只得顺着陶侃,派人送信给他说:“明公姑且坚守荆州,我先率军东下。”使者已出发了两天,参军毛宝知道后,立即对温峤说:“凡举大事,靠的就是内部团结一致。赶快派人追回原信,改成‘一定要并力西征’。原信若追不回,也得再重写一封。”温峤一听有理,火速命人日夜兼程,追回了原信。陶侃也终于答应共同西征。战斗打响后,温峤考虑到叛军多骑兵,便于陆战;义军多舟师,利于水战。欲以己之长制敌之短,宣令三军:“将士有敢擅自离船上岸者,斩无赦!”适逢苏峻派人运米万斛接济祖约,被先锋毛宝撞见。毛宝道:“将在外,军令有所不从。哪有敌人可打而不打的道理!”毅然率军弃舟上岸,袭击敌军,夺得了全部米粮,消灭了万余敌军。温峤知道后,不但不怪罪,反而重赏毛宝,称赞他能相机行事。

经过了王敦、苏峻两场叛乱,晋室元气大伤,都城建康“民物凋残”,“宗庙宫室并为灰烬”。这时,温峤等大臣都主张迁都于南方的豫章、会稽等地。这实在是一个大失策。处于中原纷扰、北敌外逼之时,如再将都城南迁,示弱于人,外敌乘机入侵,后果就不堪设想了。幸亏王导力排众议,迁都之事始息。

晋明帝曾因“天下凋弊,国用不足,诏公卿以下诣都坐论时政之所先”。温峤于是上疏,大致内容是:劝课农桑,发展生产;除前线临敌之军外,其余部队都应“且田且守”,以减轻国家与人民的负担;精简机构,选拔清廉之士为官;废除牵连制度,取消灭三族之刑。这些建议大部分为明帝所采纳。温峤自己在地方官任上,也能勤政爱民,深得百姓爱戴。晋成帝咸和四年(329年)四月,温峤病终于江州任上。“江州士庶闻之,莫不相顾而泣。”当时,他才42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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