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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了活着的女孩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2:56:16 阅读: 来源:模具钢厂家

“我并不愿栏目成为苦难的贩卖者,如果故事偏重于悲情,那正是现今生活的倒影。影像的责任在于:不煽情,不冷漠,在苦难中发现人性之美。”

腾讯网在北京的办公地点位于海淀区的希格玛大厦,大厦四层的一张办公桌前贴满了各式各样的照片,这些都是王崴最喜欢的。她是腾讯网原创图片视觉栏目《活着》的创办者、责任编辑,这些照片是她自《活着》创办以来,从每期挑选出最精彩的一张,慢慢积累起来的。

《活着》创办至今,已与上百名国内优秀摄影师成功合作,每期近300万的浏览人数,让它的创办者王崴,一个80后女孩渐渐为人所知。

自由地成长

王崴是在西北大学的校园里长大的,父母都是西北大学的教职工,自幼喜欢自由的她从来不服管束。不过,王崴的父母也很乐于让这个不太听话的女儿自由发展,极少干涉或阻止她去做自己爱做的事情。王崴说,“不干涉就是最好的支持!”

她开始自由自在地成长,上大学、考研,在南京大学读研二时,她对视觉有了浅显而模糊的兴趣,于是买了她人生的第一部单反相机——尼康D80。也是从那时起,王崴有了用影像记录生活的冲动。

于是,她开始扛起相机,不放过任何一个她觉得精彩的瞬间。王崴认为,自己的故事充满了巧合。

南京大学的校园建筑颇具特色,很多教学楼是民国时期的建筑。坐在教室里,望着窗外,王崴顺手涂鸦画下了窗外的楼顶,她左手举起了自己刚刚创作的作品,对比着窗外的建筑,右手从书包里掏出随时随地跟着她的D80,按下了快门。

令她没有想到的是,这张信手拈来的照片,竟获得了南京大学《吾爱吾校》摄影大赛一等奖。

王崴是个积极的怀疑者,她最恐惧的事情就是无知地死去。本科、研究生都学习管理专业的她,在读研的最后一年里,开始对自己所学的专业产生怀疑。毕业后,短暂的工作经历更无法让她找到未来的方向,现实令她失望透顶,她决定辞职。

辞职后的王崴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沉淀自己。

“妈妈说,既然喜欢摄影就报个班学学吧!”王崴告诉《民生周刊》记者,父母很开通,甚至会在别人看来有些不靠谱的事情上给出一些推波助澜的建议。

她开始搜索国内比较专业的摄影培训机构,最终锁定了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进修班。

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的日子,是王崴最快乐的时光。完全没有课业压力的生活,让这群对摄影有着单纯爱好的人聚在了一起。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6岁,最大的则已经退休。

直到现在,进修班的同学们都保持着当年的友情,而王崴在进修班的结业作品也成为她进入腾讯的敲门砖。

敲开腾讯的门

北京电影学院离北京电影制片厂很近,每天都有很多“趴活儿”的群众演员在北影厂门口等待出镜机会。王崴经常路过那里,但有一次她停住了脚步。

当时正值冬天,王崴记得那是北京最冷的几天。一位50岁上下、满脸络腮胡子、裹着棉大衣的人瑟缩在人群中,王崴一下子就被他吸引住了,当时她脑子里只有两个信息:他很特别,一定会是个有故事的人;我不能错过。

于是,王崴举起了相机,开始记录这位群众演员的生活。“络腮胡子”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野狼,王崴跟着野狼去剧组,看他怎么扮演一位蒙古大夫;她跟着野狼回他在北京的临时住所,拍他破烂的房屋和摆设,还有他插在墙上布袋里的一束花……

她知道,这就是她想要记录的。似乎从那时起,《活着》所确定的“在苦难中发现人性之美”的宗旨已经隐约呈现。

在北影2009届图片摄影进修班的结业仪式上,播放了同学们的结业作品,讨论异常热烈。当大屏幕播放王崴的作品《野狼》时,热闹的教室突然安静下来,整整5分钟鸦雀无声,直到《野狼》的最后一张图片播完,同学们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。

正是这组作品引起了时任腾讯网新闻中心总监李玉霄(下文称老李,记者注)的关注,王崴的《野狼》被选为当时图片频道刚刚上线的《中国人的一天》栏目的第一期,王崴也被腾讯网新闻中心招聘进图片频道,开始酝酿《活着》。

王崴说:“《中国人的一天》主要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,当时老李想做一个更专业、新闻性更强的栏目,大家就开始想这个栏目的名字,讨论来讨论去,说要不就叫‘生活着’,最后,老李一拍桌子:把‘生’去掉,就叫‘活着’。”

就这样,2010年5月,《活着》诞生,从《活着》出生起,王崴就担任这个栏目的责任编辑,负责栏目的选题策划、编辑制作等工作。

创作与再创作

对于这个栏目,王崴也一直在摸索。在《活着》之前,国内大型门户新闻网站都没有成形的原创图片故事栏目,当时王崴能想到的就是向网友征集作品。

征集来的照片,经过初选后,还需要进行“再创作”。王崴会根据讲述故事的逻辑顺序搭建结构,对这些照片进行筛选。她会考虑摒弃那些功能性强,但视觉效果一般的图片,尽量精确地保留能呈现事件关键节点的图片。

将图片故事编辑得好看,开篇和结尾很重要。“这两张的功能性可能不是很强,但一定要好看,有较强的隐喻作用。开头要能呼吸,有留白;结尾则要压得住,可以戛然而止也可以意味深长,像一把拳头突然攥住。”王崴有时会参考电影的逻辑结构,在里面设置一些悬念。

渐渐地,王崴对栏目的理解越来越深刻,要求也越来越高,投稿的作品已经无法满足她的要求,王崴开始自己寻找题材。

除了摄影师们在创作,王崴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。“我发现某个新闻点后,找摄影记者去拍,我会告诉他我需要什么样的图片,哪些细节不能漏掉,如何从个体的生存状况以小见大地反映一个新闻事实,但尽可能做到引导而不控制。”也有些摄影师会把自己长期拍摄的作品给她看,“但这类图片故事,是摄影师时间、体力、智力的结晶,可遇不可求。”

2012年年初,王崴看到一条关于卖肾的新闻,当时外界对卖肾一事还仅停留在猎奇层面,鲜有记者真正调查过“卖肾网络”。凭直觉,王崴认为,这个新闻如果能拍成一组图片,肯定是组好故事。

想要摸清“卖肾产业链”的来龙去脉,必须有记者去卧底。这些摄影记者都是王崴的朋友,于公于私,她都不想他们出事。就在她犹豫之时,摄影师山姆哥表示愿意去拍。

2012年5月14日,山姆哥以卖肾者的身份,抵达杭州,在一个非法肾源供应基地,开始了长达半个月的卧底拍摄,这也是王崴最紧张的15天。山姆哥被安排在卖肾者的一个集体宿舍,一旦配型成功,就会被安排做切肾手术。“他每天只有在傍晚放风的时候,才能偷偷给我打电话,我特别担心,还好他是AB型血,配型成功率相对低一些。”

为了以防万一,山姆哥将每天拍摄的图片随时传给王崴,看着每天传回来的消息和图片——那些卖肾的小伙子比较愿意聊天,“马仔”(在卖肾产业链中,负责卖肾者简单管理工作的称为“马仔”)是什么样的人,卖肾的“标准化”流程如何操作等,王崴知道,这个图片故事拍成了。

半个月后,山姆哥趁着一次放风的机会逃了出来,还顺带解救了一位卖肾者。随后,王崴从拍回的照片中筛选了26张,并特意挑出一张意味深长的图片作为整组故事的结尾。

“卖肾车间”这个名字王崴一下子就想了出来,叫车间,是因为卖肾网络已渗透全国,如流水线般高效运转。

《卖肾车间》上线之后,立即引起了轰动,迄今都是《活着》创办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报道。“这些卖肾的小伙子,在他们无法后悔之前,必须有人阻止。”王崴说。

寻找人性之美

创办至今,《活着》经历过两次改版,不过改变的只是表达内容的形式,栏目的宗旨一直很明确:用专业影像关注普罗大众,反映社会现实,不回避真实存在的苦难。王崴说,这个宗旨给了《活着》很明确的选题范围。

在她看来,有余华的同名小说做铺垫,“活着”两个字,本就披覆着浓郁的感情色彩,“我并不愿栏目成为苦难的贩卖者,如果故事偏重于悲情,那正是现今生活的倒影。影像的责任在于:不煽情,不冷漠,在苦难中发现人性之美。”

也许正如《野狼》中破烂房屋里的那一束花,王崴更希望读者透过苦难寻找生活中最本真的美好。

仔细翻看《活着》每一期图片故事的评论,可以发现事实正如王崴所愿。

有一位读者在评论中说:“我是一个曾经想放弃自己生命,但又因为看到《活着》而继续活着的人。”

王崴说:“纪实的篇章并没有令观者沉溺于痛苦中无法自拔,反而使他们在窥视到最隐匿的角落之后,自然而然地与自身生活作对比,进而懂得珍惜,更加热烈地去‘爱’。”

有人说王崴很冷,在《活着》的读者被感动得痛哭流涕之时,她却从没有为《活着》流过泪。即使在操作《卖肾车间》这样的暗黑题材时,她也在留意把握情感导向的平衡。

当时舆论呈压倒性谴责卖肾者“无脑、担不起责任”,王崴却很冷静,在这篇报道的文字中,对卖肾者的苦衷均有详细阐释,她说,“客观是基本准绳,表象背后隐藏着触碰内心的真相。”

目前,与王崴合作过的摄影师已有百余人,林克是其中之一,与王崴的合作已经超过10次。

在林克眼里,王崴有着敏锐的新闻嗅觉,抓住好选题绝不放手。“有一次和王崴聊天,提到了四川大凉山有4000多彝族黑户,此后王崴就一直盯着让我去拍。”林克说,为了这个选题,也因为王崴的严格,他整整在那里拍了18天。

第一次,林克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做志愿者的工作,统计四川马产平地区的彝族黑户和失学儿童的人数,拍完发图给王崴时,她并不满意。于是林克第二次来到海拔2000多米的马产平再次拍摄,直到他第三次爬上这片土地,“也许是天时地利人和吧,第三次发的图片她终于满意了,现在腾讯网上看到的《没有身份的群落》这组图片中大部分都是第三次拍摄的。”林克说,虽然严格,但并不影响他们成为朋友。

关于未来

如何编辑好一组图片故事,让读者愿意一张张地翻阅,在“轻阅读”的基础上,瞬间就能感同身受,是王崴一直思考的。

她也在困惑,究竟什么样的呈现形式和内容编排更能得到读者认可。为此,她不断地征求业内人士的意见。王崴认为,除了避免图片冗余,文字讲得太满,题材上还要多留意平和、深厚的情感类题材,避免重复吸引眼球的极端题材。

未来,《活着》会更加专业化,会更关注热点事件。也许,未来还会推出动态视频的《活着》,也许还会考虑使用其他媒体渠道传播……王崴对她的栏目充满了各种设想。

王崴习惯将《活着》当作一个人来想象,她希望《活着》是善良的、勇敢的、灵动的。

“善良指的是,我希望这个栏目分分钟都是有人本关怀的,能直面生活中的不公,报道个体遭遇的不幸……能为身处角落的群体说些什么,这个栏目才有意义。”

“勇敢”——王崴希望《活着》是“一个敢于发声的人”。在她看来,那些站在角落里的人群,甚至连“沉默的大多数”都算不上,所谓的“大多数”还有沉默的权利,而他们只是具备语言功能而已,无处发声,无人喝彩,如尘埃般隐匿。“常人可以选择回避这些话题,但《活着》不可以。”王崴说,“《活着》能说服更多人愿意围观真相,若每一位围观者都能如凯撒一般高呼‘我来过,我看到了’,实为《活着》的欣慰。”

“灵动”,则是她对每组图片故事的影像素质的要求,她希望栏目能更专业,影像的视觉感更强,能够使读者更好、更直接地体会图片故事所要传达的内容。

作为一名年轻的图片编辑,王崴有着温暖而善良的理想:“无论生活如何跌宕,我们依然本能地生存下去。这生存本身,足以打动任何人。”(记者 崔靖芳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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